近日，南京市政协委员杨林川表示，看到自己的学生月入万元却只能租房结婚，决定写个提案再尽政协委员的责任。在提案中他建议，对炒房集团头目和那些炒房大鳄判处10年以上徒刑。对帮助炒房集团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金融单位人员，按玩忽职罪守给予惩罚。

　　（《重庆商报》9月1日）

　　房价之所以高企，炒房者无疑贡献良多。对于那些被高房价逼成“房奴”，甚至连当“房奴”资格都没有的公众来说，把买不起房的愤懑归咎到炒房者身上，按理说也可以理解。既然纠结于房价上的矛盾如此激烈，政协委员杨林川有关“对炒房集团头目和那些炒房大鳄判处10年以上徒刑”的提案，想必会有不少拥趸。

　　的确，假如炒房不仅要“入罪”，炒房头目还要被判处10年以上徒刑，这个提案一旦实施，还真是有可能比任何调控都要管用。尽管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曾经对资本做出过如下评论：“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，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，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，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”。“炒房炒进牢房”究竟是不是划得来，炒房者们当然也需要掂量掂量。毕竟，相比炒房获得的财富，人身自由还是显得更加重要一些。如此看来，用“炒房入罪”来吓跑炒房者，还真是要比什么 “二套房”、“三套房”的贷款限制来得管用。

　　不过，炒房行为固然需要治理，但法律却不能因此而成为任人改扮的小姑娘。应该说，炒卖火车票都是犯罪行为，炒房子却可以逍遥法外，这的确让不少人觉得无法理解。但是，有道是“法无禁止不为过”，既然法律对于“炒房”并无明确的定义，更没有相应的罚则，“炒房入罪”显然于法无据。而建议法律增加“炒房入罪”的条款，也同样有把经济问题泛政治化之嫌，甚至可能因为法律的朝令夕改而有损法律的尊严。

　　那么，对于被“炒房”推高的房价，公众是不是只能继续忍气吞声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事实上，有道是“解铃还需系铃人”，对于炒房这一经济现象，当然还需从经济层面来求解。之所以炒房者会有恃无恐，明明房价已经高企仍然继续看高后市，一方面与流动性过于充沛有关，另一方面也在于调控力度仍然不够，炒房的成本和代价仍然太低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抑制房产投机，其实不必动辄拿出“入罪”的大棒来，而更需对症下药地在经济层面拿出对策，疏解过度的流动性，通过物业税等手段增加炒房者的成本，其实完全可以收获更好的效果。这个时候，用“入罪”来对付“炒房”，的确是有些过了。

（责任编辑：刘朋）